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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初，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组织“文艺女性”（VIDA：Women in Literary Arts）公布了一年一度的观察结果。和往年一样，“文艺女性”用简朴明了的饼状统计图，展现英美主流文学性杂志在一年间登载作者的男女比例，以此出现文学界和出书业中的性别不同等（图1）。统计分为四类：男、女、非二元性别和未知。

绝不不测，已往一年中，大部门文学杂志的女性作家登载率远不及半数。“文艺女性”的统计结论，一向切合大众对文学出书界性别歧视情况的推测，但本年的公布依然值得存眷。

图1，“文艺女性”观察数据排行榜

01 用数据说话：文艺行业的性别歧视

此次数据观察的前言，由黑人女作家及文学教授马西娅·道格拉斯（Marcia Douglas）撰写，她将“文艺女性”的使命扩展为提倡性别以及性别以外的各种社会公正。

同时，“文艺女性”首创人和2019观察组领导者在官网上宣布，将在以后的统计观察中加入种族因素，而新项目BIPOC（Black, Indigenous, People of Colour，即黑人、原住民及有色人种）的首轮数据将在2021年，与2020年的观察结果同时举行公布。“文艺女性”对有色人种女作家的统计始于2014年，并通过综合统计项目（作家可志愿告以生齿统计类信息，如种族、国籍）加以完善，但结果并不明显。2020年的社会动荡，不仅为“文艺女性”指引了发展偏向，也再次肯定和巩固了“文艺女性”绝不限于女权主义的社会使命感。

自2010年起，在完全依赖志愿者事情的情况下，“文艺女性”完成了对《伦敦书评》、《哈泼斯杂志》（图2）、《纽约时报书评》和《纽约客》等十五家文学期刊和若干小型出书物的统计。本年的总结性笔墨依然充满着讥讽尖锐，大概希望借这种充满刺痛感的话语，来推动社会的厘革？

《国度》杂志再次以39.86%的女性登载率，同《大西洋月刊》、《哈泼斯杂志》一道排名末三，“文艺女性”对《国度》杂志的现任主编隔空喊话：“嘿，《国度》杂志的格滕普兰（D.D. Guttenplan），也许你能做些卡特莉娜·梵登·霍伊维尔（Katrina vanden Heuvel，前任主编）从未做到的事（即提高女性作家推送率）？但有梵登·霍伊维尔作为编辑引导，这可能不大行。”对《大西洋月刊》的义愤更是溢于言表：“至于大西洋月刊，有丁点不测吗？就在客岁炎天， 杰弗里·戈德堡（《大西洋月刊》主编）在尼尔曼实验室的采访中口误说（白眼——原文插入语）：‘撰写一万字的头条故事真的真的很难。现在在美国没几个新闻记者做得到。撰写头条的美国记者险些满是白人男性。’是的。那确实是原话。”

与此同时，不久前停刊的美国文学杂志季刊《锡屋》杂志（Tin House）和《纽约时报书评》在客岁的发表统计中，均包罗一半以上的女性作家，诗歌杂志紧随其后。

图2，2019年《哈伯斯杂志》男性作者占比远超女性作者

自2010年统计开始后，“文艺女性”的数据在各大媒体平台和性别研究的相干论文中被遍及引用。许多牵涉其中的杂志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也对女性作家予以了更进一步的存眷。《格兰塔》杂志（Granta）和《锡屋》杂志的成效尤其明显。在“文艺女性”数据公布后，《锡屋》杂志睁开了新一轮的编辑部内部统计，发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在初次投稿被拒后放弃，于是编辑部决议在拒稿后将针对女性发出再次投稿的约请。相比之下，《哈泼斯杂志》从“文艺女性”建立以来险些依然年年垫底，以至于美国著名专栏作家罗兰琳·贝丽（Lorraine Berry）撰写《我为什么取消订阅：致〈哈伯斯杂志〉的公然信》（“Why I’m Canceling My Subscription：An Open Letter to Harper’s”）一文，借此表达强烈的扫兴和阻挡的行动。

《锡屋》杂志从内部统计得出的这个结论，触及了“文艺女性”最招质疑的痛点。“文艺女性”的统计，并不包括全部投稿人的性别比例——如果投稿人中男性原本就远远多于女性，登载更多男性笔者的作品也是一定结果。

只管数据观察在社会舆论中引发了遍及的议论，但在“文艺女性”开办的最初几年，仍有人对数据量化及其可疑性保留了自己的看法。“文艺女性”的联合开办人之一爱琳·贝利厄（Erin Belieu），在接受《琼斯夫人》杂志（Mother Jones）的采访时解释说，投稿人的信息原本是在计划之中的，但光是发表作者的信息已然难以统计，况且投稿人也并不总会提供小我私人书息，因此险些不可能实现全面的统计。于是，她将“文艺女性”的统计界说为最基础的数据观察，目的不在于量化两性公平水平和文学创作，而在于通报出多元化创作的勉励信号。

“文艺女性”的编辑及诗人丹妮拉·庞芳达（Danielle Pafunda）就此发表《为什么投稿数无关紧要》（Why the Submissions Numbers don’t Count”）一文，基于自身经验的七个缘故原由，对社会舆论的质疑声举行了有用地回应：

1.文学编辑简直无法控制投稿人性别比例，但编辑对投稿者具有绝对影响力，完万能以各种方式勉励女性作家；

2.除开操作性的思量，固化投稿数和发表数的数字关系，即绝对量化，会引向“女性创作质量低于男性”的粗暴判断而忽略其他影响因素；

3.满足于保持投稿人的性别比例或以此为捏词，只是掩护了业界男性的虚荣心，令杂志社自满而不思进取；

4.无论认可与否，性别观一定会左右审阅者的判断，提出性别比例的观点只是勉励相干从业者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处置惩罚性别看法的影响，而非被动受其摆布；

5.寻求性别同等不是法律义务，但你若找捏词、若堂而皇之地不屑一顾，就不要诉苦社会评价；

6.无论期刊巨细，质量过关的稿件总是多过可发表数目，因此在选择时，编辑拥有既寻求性别同等又包管登载质量的操作空间；

7.作为掌握权利的审阅者，把改变性别不同等的压力发在弱势的投稿人身上明显令人赧颜。

在质疑声渐渐平息的2012年，“文艺女性”的观察体系，被宗旨相似的“加拿大文艺女性”（Canadian Women in Literary Arts）和澳大利亚的斯特拉文学奖委员会（图3）险些原样复制。各大文学期刊在统计历程中越发配合，名单之外的小型期刊如《琼斯夫人》杂志等，也会在采访“文艺女性”卖力人时自动提及各自的性别统计和应对措施。

截至2020年，“文艺女性”的社会权势巨子已被遍及认可；而这个公益机构的诞生，源自于一位母亲整理家务时的情绪瓦解。

图3，澳大利亚斯特拉文学奖委员会公布的女作家占比

02 性别歧视：鲜被查证的社会知识

凯特·马雯（Cate Marvin）选择作为只身母亲，兼顾文学事业和孩子的抚养。2010年，在“作家和写作项目协会”（Association of Writers and Writing Programs）的年度集会上，马雯提出该协会首个女权主义议题，但随即便被拒了。观摩当年的其他讨论主题时， 马雯发明性别同等的话题险些无人提及。不久后的某个晚上，马雯在叠婴儿服时蓦然发明，自己就像蒂莉·奥尔森（Tilly Olson）的短篇故事《我站在这里熨衣服》（I Stand here Ironing）里谁人在做家务时回忆孩子发展、对教诲突获领悟的母亲一样，在挫败、沮丧和恐惧的交织中，对忽视女性感觉的文学出书界产生了难以抑制的恼怒。当晚，马雯就撰写了一封情感诚挚的邮件发给了女性偕行，邮件立刻得到遍及转发。在越日清早，邮件发送后不到十二个小时之际，马雯的邮箱就被数百封邮件堵塞到体系瓦解。

创立“文艺女性”的想法，由此应运而生。

“文艺女性”的英文缩写VIDA，源自古拉丁语，现存于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意味着新生和生机。在文学界和出书业中，性别歧视的征象俯拾皆是。早在19世纪，法国文学评论杂志《法兰西新评论》（La Nouvelle Revue Francaise）和《法国信使》（Mercure de France）就根据市场的品味，调解对美国小说的编译尺度。学者克洛伊·福斯特（Chole Foster）就此评论道，这些早期杂志以“男性品味和偏好设定登载尺度，在文学界树立了流传至今且难以撼动的性别歧视传统。”

“文艺女性”的观察结论，丝绝不出所料。较之于以往的女权主义运动，“文艺女性”的数据统计因现实操作因素而显得存眷面狭窄，甚至略显过于温和。在采访中，“文艺女性”各卖力人和志愿者最常夸大的一点恰恰是：原理全部人都懂，但从无人验证；我们只信赖数据的可信度与气力。

数据统计和女权主义之间的接洽，经常体现在工薪阶级生活质量、职场登科、高层性别比例等方面，在出书界则鲜有先例。

上世纪70年代初，女权主义作家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和诺拉·艾芙隆（Nora Ephron）针对《纽约时报书评》向来失衡的男女作家讨论比例，组织了第一场阻挡的游行。但她们的呼吁，终极不了了之。近三十年后，宝拉·J.克莱普顿（Paula J. Clapton）和玛丽·安·帕尔克（Mary Ann Palko）再次聚焦《纽约时报书评》，并举行了第一次详细的数据统计，发明2002年和2003年该杂志所评论的807本出书物中，男性作者是女性作者的两倍以上，男性书评作者是女性书评作者的近乎两倍。其时的《纽约时报书评》总编查尔斯·麦格拉斯（Charles McGrath）对此嗤之以鼻，对外宣称数据不实，且以择优原则为由作为进一步的解释。宝拉和玛丽将结果发表在女权主义评论期刊《女性书评》（Women’s Review of Books）上，她们的反抗声再次沦为女权主义圈内的自说自话。在“文艺女性”之前，针对文学出书界的性别不同等观察非常少见，遑论每年定期的数据观察？

在“文艺女性”的数据公布之后，性别问题成为全球各大杂志社不可忽视的思量因素，也催生出一系列相干的数据统计，只是各自所偏重的偏向有所相同罢了。

2015年，小说家尼古拉·格里菲斯（Nicola Griffith）着眼于普利策奖、雨果奖等若干文学大奖十五年来获奖者和入围者的性别（图4）。数据显示，无论作者性别为何，小说多以男性为主角且采取男性化的叙述角度。

图4，世界主要文学奖项入围者及获奖者性别占比

2016年，朱莉安妮·拉姆德（Julieanne Lamond）和梅琳达·哈维（Melinda Harvey）统计了1985至2013年澳大利亚主要文学杂志评论的图书评论。数据显示，在澳大利亚，被评论的女性作家远低于男性作家（图5）。

图5，澳大利亚被评论的女作家占比

2018年，社会学家达娜·贝丝·温伯格（Dana Beth Weinberg）和数学家亚当·卡伯尔纳（Adam Kapelner）统计了2002至2012年间在北美出书的上百外本图书的代价。数据显示，发明平均来看，女性作者出书物的标价不及男性作品的二分之一（图6）。

图6，数据显示，女作家平均书价远低于男作家

相干的例子不胜繁举，这些结果都发表在《卫报》等主流刊物后广为流传，而相干报道险些无一破例地提及了“文艺女性”的开创性影响和观察结果。

03 不公正的体系：性别歧视下的女性主义文学长跑

“文艺女性”的统计内容，只管看似极为基础，却从未过时，机构逐年扩张，影响力也有增无减。部门缘故原由在于，“文艺女性”的观察初志，并非一次性的学术观察，而是以一年一度的数据创建社会监视体系，以详细的数据引发更为遍及的讨论。

2013年，黛博拉·柯帕肯·柯甘（Deborah COpaken Kogan）发表一篇至今广被引用的文章，细数自己作为女性作家所遭受的歧视和屈辱，包括公然自己被强奸、由于著述讨论性别歧视被唾骂为妓、在出书历程中毫无话语权等切身履历，而“文艺女性”的建立是她终极鼓足勇气的缘故原由之一。

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大部门体系的不公以更细微、隐形的方式伸张。

在“文艺女性”初次公布数据时，Bookslut首创人杰莎·克里斯宾（Jessa Crispin）撰写了《数字不说谎：面临文学出书中的性别差异》（Numbers don’t lie: addressing the gender gap in literary publishing）一文。在文章中，杰莎写到，文学界是一个独立的生态体系，由杂志、出书社、评论家、相干网站、文学奖项、文化公司、院校写作项目和作家协会等组成。这些部门互相依赖，牵一发而动全身。出书方握有资金、审阅权，也即可以或许决定写作者声名的权利，虽受制于市场但也能左右市场，而主要卖力人多为男性。新生作家必须通过出书方营生，也是每每受制于现有的市场需求和出书方的强制要求。在这种环环相扣的社会关系中，出书界也是性别歧视的主要成因。J.K.罗琳（J.K.Rowling）一度使用男性化笔名并终极以一个性别不明的笔名发表《哈利·波特》，其缘故原由也就不难推测。

在《偏见：她写》（Bias, She Wrote）中，数据新闻记者萝丝·西玛（Rosie Cima）对《纽约时报》的脱销书名单举行了数据分析。正面结论是，脱销书作者的男女比例已在90年代趋于平均，但因此庆祝性别同等还为时过早。西玛发明，女性作者销量渐长，得益于九十年代渐被冷落的汗青、纪实类书籍，而恋爱、两性关系等常被等同于女性化履历的文学种类越刊行销。女性作家的崛起，依然取决于以性别歧视为条件的刻板印象（图7）。

图7，脱销小说作者性别数据显示，女性长期低于男性

与此同时，创意性写作的研究生项目在九十年代增长了近乎两倍，其中59%至60%的结业生为专注于纯文学写作的女性。然而，西玛根据“文艺女性”的观察数据发明，女性作家的接待水平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出现滞于上升的趋势。此时，研究生项目连续扩张，三分之二的结业生为女性。在她看来，出书界和市场口胃一同架起了女性作家群体的天花板。西玛代表了2010年以来众多依赖数字推动文学出书界透明化的女权主义写作者，而“文艺女性”以数据说话和引发讨论的态度，无疑为她们奠基了坚实的讨论基础。

04 数据与厘革：相互借力的社会运动

“文艺女性”创立之初与女权主义之间接洽精密，但也保持着宁静的间隔。在机构官网上，数据陈诉险些不直接引用女权主义理论，而是就事论事，聚焦征象。早先，“文艺女性”的统统活动，以志愿事情为基础，并不致力于机构体系的建立，好像担心被误认为女权主义运动发起者而被排除在主流以外。究竟，“文艺女性”的终极目标是，提高女性在主流文学出书中的职位。2014年，“文艺女性”推出了自己的文学评论期刊《Her Kind》，但三年之后就宣布停刊，在2016年被作为纪念性文献，永世展现在“文艺女性”官网上。

2010年，女权主义在社会讨论中尚且低沉，尚未从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衰落期突围而出。尤其具有参考价值的，是女性主义独立书店的兴衰。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循序睁开，各种以女性主义为主题或专注于女性作家推送的独立书店，在世界各地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这在有大量政府资助的英国尤其明显，独立书东家动改变出书业偏重男性作家的征象，并举办各种论坛，成为女权主义运动在陌头以外的第二空间。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英国海关和税务署趋向守旧，对支持女权和非二元性别和主流两性关系的独立书店取消了先前有力的法律和资金支持。在亚马逊等电商出现后，独立书店更是渐渐倒闭。整个伦敦只有两三家存眷女性的文学书店，放眼英国更是屈指可数。

然而，岂论是“文艺女性”，照旧女性主义独立书店，以致整个文学出书业，都在2017年的#MeToo运动后履历了一场巨变。

《巴黎评论》的主编洛林·斯坦恩（Lorin Stein）因性骚扰辞职；《纽约时报书评》时任主编伊恩·布鲁玛（Ian Buruma）因发表了加拿大音乐人吉安·高梅希（Jian Ghomeshi）的文章，迫于舆论压力而引咎辞职，由于后者面临多项性骚扰和性侵案起诉；《哈泼斯杂志》编辑詹姆斯·马库斯（James Marcus）因登载一篇品评#MeToo运动的文章被迫辞职。去职后，马库斯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许多激进文学期刊的内部文化出奇地落后——像老式办公楼里装有新式咖啡机。反差太大，让人难以适从。”

#MeToo的计谋和“文艺女性”截然差别，但是，前者勉励小我私人叙事，批判位高权重的个体警示社会公众；后者存眷确切数字和体系问题。#MeToo的乐成，无疑为“文艺女性”注入一剂强心针。自2017年起，“文艺女性”也开始了一系列的内部革新，并在2018年正式宣布推动“文艺女性”的体系化，渐渐启用了会员制。无独占偶，英国女性主义独立书店也在2020年迎来了重生，伦敦的女性主义图书馆建立了多所分支；每年五月，英国北部有长达两周的女性主义图书节；企鹅出书社和《Gal-Dem》杂志，也在已往一年中举办了以女性和非二元性别作写作者作品的临时pop-up墟市……

在#MeToo为女权运动劈开一条重生门路后，女权运动以包容的心态和互助的姿态得到了社会各界更遍及的支持，渐渐融入社会的一样平常。#MeToo代表着强势短期的社会厘革动力，“文艺女性”则以温和的情势探索着女权运动的一样平常化，及其与社会运动的联合可能性。“文艺女性”的强项，则是在各种冲刺式社会运动期间借势发展，并将这些社会结果转化为长期有益的社会讨论和监察体制。2019年的数据公布和总结，就绝不违和地与美国近期的黑人维权运动相互借力。

“文艺女性”从一开始就把对文化多样性的寻求，列入了长期目标；早在几年前，也开始了增强对非西方文化和各种族文学作品的出书、流传和讨论，但项目一度式微。近几年随右翼卷土重来的种族歧视，为“文艺女性”找到了更多重振项目的受众。“文艺女性”不仅将在接下来的一年开始第一轮涵盖种族因素的统计，还公然宣布将就黑人女性文学睁开一系列讨论活动。

在右翼崛起、冲突不停的今天，“文艺女性”捉住了寻求公正、掩护弱势的社会运动借势而为的联合契机。也许，现实状态确实像马库斯所描述的那样，出书界外貌有多激进，内部就有多守旧；然而，“文艺女性”这十年来的积极，能让今天的西方文学界不再那么后知后觉，为社会的厘革助推了更多的联协气力，为公平的未来带来了更多的推行动用。

（文章来源 ：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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